它有时会包含一个历史的章节，该章节或者会紧跟总论成为第二部分，接着才是对具体部门法学科知识的讨论。

作者简介：林来梵，法学博士，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一、权利译语的创生 当今中日等东亚国家都使用权利这一概念。

文章首先将考察权利一词在中国的输入过程，并在国内学人研究结论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详作为译语的该词在中国的率先创生以及被引入日本的具体细节及相关史实的直接依据。[61]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载梁启超著，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二集·论著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版，第269页。应该说，这是一个较之严复的职天直等语更为通俗，而较之权利一词则又更为雅训的译词，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没有取得主流地位。[50]加藤弘之早年曾倡言天赋人权，但后期出现思想转向，认为天赋人权说背离了人类社会优胜劣败的实理，不过是一种妄想而已。作为置身于时代激流中的思想巨子，梁启超在自由权利观上难免拥有颇为复杂的思想内涵，而这种思想内涵本身又是在短时期之内通过快速摄取以日本为媒介的西方思想而形成的。

为此，其内部的各种方面及要素是否得到体系化的梳理和整序，颇值得检验。注释: [1]林来梵：国体概念史：跨国移植与变迁，《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第68-72页。要注意的是，这些基本概念一开始并非通过分析方法，而是以经验的方式，即通过对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法源尤其是对罗马法的观察获得的。

知识的流动性和跨学科研究的兴起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当时的法理论在内容上通常只涉及特定的法领域（私法领域），它还没有向法理论的典型观念——要将整个法律科学包含在内——过渡。[66]社会法理论要么采取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要么采取结构功能主义方法，或者对于法的性质或运行进行剖析，或者对于法发展与演变的规律进行预测。法理论产生自法律科学的一般化和体系化的要求，致力于创设统一的基本法律概念，而法律科学的出发点在于既有的具体法学分支学科的总论。

[54]另一个是卢曼的系统论。在比尔林看来，从法的概念出发可以推出一些结论，它们可被用来对具体的基本法律概念，如法律义务、权利、法律主体、法律关系、法律行为等进行批判。

第三种法律科学的任务在于，认识内在于实在法的普遍和不变的要素，以及被立法预设为前提的法律关系的本质，它们构成了法的纯科学部分。重要的是，这是符合中国法治实践需要、反映中国法学发展规律的概念体系。事实上，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学界已经开始陆续引入西方尤其是英美分析法学的研究成果，并将其运用于部门法学的研究之中。[27]Vgl. Andreas Funke, Allgemeine Rechtslehre als juristische Strukturtheorie, Tübingen: Mohr Siebeck,2004, S.18. [28]Vgl. Adolf Merkel,?ber das Verh?ltnis der Rechtsphilosophie zur positiven Rechtswissenschaft und zum allgemeinen Teil derselben,1 Zeitschrift für Privat-und ?ffentliches Recht der Gegenwart 3f (1874). [29]Vgl. Adolf Merkel, Juritische Enzyklop?die,5. Aufl., Berlin: J. Guttentag Verlagsbuchhandlung,1913, S.5-8. [30]Vgl. Adolf Merkel, Elemente der allgemeinen Rechtslehre, in ders., Gesammelte Abhandlungen aus dem Gebiet der allgemeinen Rechtslehre und des Strafrechts, Stra?burg: Trübner,1899, S.637. [31]Vgl. August Thon, Rechtsnorm und subjektives Recht, Weimar: H. B?hlau,1878, S. VIII. [32]Vgl. Karl Bergbohm, Jurisprudenz und Rechtsphilosophie, Bd.1, Leipzig: Verlag von Duncker Humblot,1892, S.18,25,92,448,475. [33]参见前引[8]，Brockm?ller书，第262页以下。

其二，中国的法理论研究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政治—社会法理论色彩。文章来源：《法学研究》2020年第2期。这就导致了法律系统的认知开放与运作封闭。基于此，可以归纳出这一理论的基本学科属性。

法律科学理论致力于发展和提炼出一种法律认知理论或者说方法论。[86]外部知识要想进入法律系统，就必须以法学的概念与法律场域的游戏规则来进行编码转化，参与到部门法学说的论证过程中来。

它将商谈性关联纳入法律体系之中，认为积累是法的知识获得确定的方式，经积累产生的法的知识构成了具有法的意义的总体系。它看上去既不像各式各样的交叉学科范式那样时髦，也不像各种直接围绕中国法治实践展开的研究那般有用。

改革开放以后，法理学研究进入了复苏期。直到18世纪末，科学一词才开始具有近代意义上的客观的内涵。百科全书与法律科学（教义性法学）的概念界定在根本点上是一致的，但两者也存在显著差异。[68]Vgl. Elmar Krüger, Die Bedeutung der Rechtstheorie, JuS 873(2012). [69]参见前引[37]，Somló书，第274页。法理论上的基本概念既要脱离部门法学对特定实在法的依赖性，又不可避免地来源于对部门法学概念的加工。即便保留其意志表达（意思表示）的特殊性，它也不限于民法领域，在公法领域同样存在。

尽管这样的部门法学研究可以是一种不断趋向于理性化的事业，但仅凭借自身无法彻底完成科学化的使命。以此比对德国民法学说中的权利分类理论就可以发现：德国传统中的请求权首先对应的是霍菲尔德意义上的请求权，其次是自由。

社会法理论与分析法理论要加强相互间的沟通、理解和合作，也要进行合理分工。形成权属于授权规范的领域，相当于霍菲尔德所说的权力或豁免。

百科全书尤其是形式百科全书，经常被称为科学学说，而法律科学学说（形式法律百科全书）也就成为了法律科学的科学。除了教科书外，迄今为止中国的法理论研究在对于基本法律概念进行研究时体系性不够，在关注点上呈现出畸轻畸重的现象。

它对部门法学发挥着体系构造、学说批判和知识筛选功能，构成部门法学之知识和方法的法理。尽管学者们开始有意对既有研究进行深化或修正，以图超越苏联学说，但由于对其他学术传统的陌生和理论资源的匮乏，他们的论述往往带有直觉式的痕迹。从这一时期起，法学的称呼正式由法的实践智慧（jurisprudentia）转变为法律科学（Rechtswissenschaft），开始走向理论化和科学化，成为大学的法学。总之，法理论是一门从内部观察者的视角出发，通过研究基本法律概念来致力于法律知识的一般化与体系化的关于实在法的规范学科，包括法的理论与法律科学理论两部分。

它发端于历史法学时期，以19世纪的法学百科全书运动为其先声，而其作为独立的法学分支学科则经历了创始、成熟和多样化三个阶段，从一开始的分析法理论逐渐发展为包括多种进路在内的宽泛领域。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从古希腊时代开始直至19世纪中叶，占统治地位的一直是以自然法或理性法之名存在的传统法哲学。

近年来，一批留学归国的青年教师倡导并逐步在全国各大法学院系推广鉴定式案例教学法，在某种意义上也加剧了这一倾向。虽然亦有其他部门法学者曾试图重构法律关系的特定方面，但基本立足点是本学科的特殊性，并没有得出超越本部门法的一般性主张。

[87]关于法的一般理论在中国七十年的发展过程，参见雷磊：《法的一般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发展》，《中国法学》2020年第1期，第12页以下。据有学者归纳，1965年至1985年之间，法理论的重要讨论领域至少有十二个。

这部著作经过多次再版，于1909年被译为英文出版，在英语圈产生了重要影响。这部作品以及其他类似作品，可被视为世纪之交法理论在俄国的缘起。[89]两者的互动与合作是大势所趋、时所应当。相反，教义化的部门法学由于固守既有的学说，可能会忽略法律实践的复杂性，无法恰当地应对新情形。

四、法理论研究的中国化 （一）中国的法理论研究的特点 法理论在中国的发展有其独特的历程。[81]Wilhelm Wundt, Allgemeine Methodenlehre,2. Aufl., Stuttgart: Enke,1894, S.560. [82]Vgl. Stig Str?mholm, Hauptstr?mungen der schwedischen Rechtsphilosophie und Rechtstheorie in der Nachkriegzeit,3 Rechtstheorie 35(1972). [83]参见前引[51]，Dreier书，第22页。

随着国家与法的二元论一起消解的，还有公法与私法的二元论。[1]参见舒国滢：《求解当代中国法学发展的戴逸之问》，《北方法学》2018年第4期，第5页。

[20]这些内容被视为属于任何法秩序的一般性内容。分析法理论的优势体现为，从微观层面对个别基本概念进行精致化的结构和要素研究，提高结论的逻辑严密性。